官本位与金本位到底是什么意思，统治有什么区别？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金本位即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区别：

1、体制不同：官本位体制是以官本位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社会政治体制。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

2、建设不同：金币本位制消除了复本位制下存在的价格混乱和货币流通不稳的弊病，保证了流通中货币对本位币金属黄金不发生贬值，保证了世界市场的统一和外汇行市的相对稳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官本位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创业富民环境，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促进民本位观念的推广和强化。

3、货币制度不同：金币本位制是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黄金自由发挥世界货币的职能，促进了各国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扩展，促进了资本主义信用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资本输出。官本位不是。

扩展资料：

历史：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是以官为本，把做官看作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并以官职大小、官阶高低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官本位思想必然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官本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本位

什么叫'官本位'??

“ 官本位 ” 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说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以黄金为单一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的价值。由此看来，在最初提出这个名词时，官本位至少有这样一层意思：把是否为官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含义渐丰，不仅限于此。

官本位是官的本来涵义的异化。本来，官是一个较为好听的名称：处理国家公务曰官。官者，公也。《汉书·盖宽饶传》中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说苑至公》：“博士鲍白令之对秦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天下家则世断，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可见，官的本义是“为公”。正因为以“公”相通，才有了尧舜禅让的佳话。韩非子在其名篇《五蠹》中就说到“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但是在后来，人们的这种观念就发生了转变。也就是在韩非的那个时代，社会上就产生了重官的思想：“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对官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官本位的思想观念。

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至少包括了这 四点内涵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在多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官本位意识 , 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的意思” 2。在本文中，它具有特定的涵义，指的是一种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首先由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提出。 1956 年，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系统》中，他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待定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从个人看政治文化是个人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估的主观倾向。此后，对政治文化的界定莫衷一是。一般认为 S· 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在这个概念上，基本上都认同的一个内涵是：它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观念形态，“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政治意向、政治信念、政治思想等”。 3政治文化处于政治与文化两者交界层面上。由此看来，官本位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社会心理即可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官本位政治文化具有两个承载的主体：为官者和为民者。其内涵的前两个方面主要指的是前者，后两个方面则主要是指后者。但在讨论官本位的内涵时，这两个主体又不可以截然分开，因为官可成为民，并且官也是社会的一分子，更重要的是民通过各种途径也可能成为官。以这两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官这一主体的形成要比民来得早，因为它是这一政治文化直接寄生的载体。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文化，便是这一社会的主政治文化。显然，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主政治文化。而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则属于封建政治文化，属于封建官僚阶级政治文化。而在阿尔蒙德看来它应该属于臣属政治文化。因为在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中，属民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相关，却并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

“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很大的危害。因此，从“五四运动”时代，就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尖锐批判。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彻底破除封建制度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指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但是，由于“官本位”的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等现象都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这种精神状态是与我们党的性质和任务、与我们在新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极不适应的。“官本位”意识直接导致官僚主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这些在小时候耳熟能详的励志口头禅，实际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实写照。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又都怕官，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什么是官本位？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关系，而是下级完全隶属于上级，一切听命于上级；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在单一行政化的体制下，不是整体的规则、秩序和法理的统治，而是个人的统治；不是法定程序支配，而是"长官意志"支配；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利益，可以得到人们的尊重，还可以有信息获得的高位势。

官本位是一种思想意识、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是指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一切为了做官，做官为了一切，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祖坟也会冒青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要摆脱贫困和低贱的社会地位，除了入仕，别无他途。人们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读书为了做官，做官意味着光宗耀祖。于是乎，"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了人生两大幸事。就连商人也不例外。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卖官鬻爵"使官位有着强劲的买方市场。官本位意识是封建官僚制度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维护和服务于官僚集权体制。"范进中举"后的种种神态，恰是这种观念生动而真实的写照。

官本位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意味着当官就有尊严，有权就有一切。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社会上形成了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的盛行。官职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官级不仅影响活人，人死后有没有追悼会、悼词长或短、安葬谁掏钱、安葬在何处，都视官职大小而定。各种会议，甚至是学术会议或专业会议，行政领导都要头排就座，而且特别讲究领导与会级别、座次安排，以至于会议座次安排是政府会议管理的最大学问。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官级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主持"这样的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官本位现象已经覆盖了全社会，孩子们也沾染官瘾。一个几十人的小小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带官衔的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大半。孩子们常常为了多一道"杠"而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法安排了，可以当一个科代表。一个孩子当了值周生就高兴了一个礼拜，因为他从来没当过班干部，值周生至少可以过一周的官瘾。家长们为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请客送礼。

官本位是什么意思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糟粕”的那部分。

历史根源

历史根源——传统文化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两家”，即儒家和道家。

在世界儒家文化圈里，中国是核心和发源地。儒家在治人和治国上强调两方面，一是“以德”，另一个是“以礼”，简称为德教和礼教，“以德”就是以德规范人的思维和思想，“以礼”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内部用“德”规范人的思维，外部用“礼”规范人四肢的行为，“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符合社会的大礼，这也是儒家的核心观点，教你怎么做人做事。

道家的观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是世界观的由来及其由什么构成；道家的第二个观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讲的是世界有阴阳两极，人也有阴阳两类，这是一种方法论，为的是怎样破解这个世界。

历史根源——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近代演变

一、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表现在：一是在政治方面集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二是在经济方面垄断，三是在政府方面管制过多过细，最后导致一是党政不分，即以党代政；二是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业，实行原料国家供，干部国家派，利润国家收，资金国家给，把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三是政事不分，设置大批事业单位，实行准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干部管理体制

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和剖析：

一是官设的太多。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一个乡、镇公职人员达到250余人，这都是由体制带来的弊端。

二是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雄，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三是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社会上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四是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官场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需要新闻舆论界的这种外在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