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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乐府运动特点

新乐府运动用新题、写时事、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

新乐府运动的特点

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

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

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新乐府运动是什么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

指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李绅等所倡导，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作用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代表作品：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同时还有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李绅的《悯农》诗二首等。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实践者是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实践者是元稹与白居易。

新乐府运动是由元稹与白居易共同提倡的文学改革运动，与韩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运动相互呼应。

“新乐府”是唐人自立新题的乐府诗，与汉乐府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新乐府不入乐。至于运动宗旨则是在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大大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

新乐府的特点：

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新乐府的特点有三：

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

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

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新乐府诗多未尝“播于乐章歌曲”。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什么是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新乐府”一

名，

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

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又名

“新乐府运动”

。这类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

，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时期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兴起于贞元、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运衰微，各种矛盾加剧。一些关心国运的有志之士殷勤地关注现实政治，希望国家能再度繁荣。因此他们放弃了盛唐的理想主义，而走向现实主义，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新乐府运动便应运而生。

新乐府运动又是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而兴起的，它远承《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近取杜甫、元结、顾况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是一种用自命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但更重要还是这一作家群体的共同的理论追求和创作实践，才使之成为中唐诗坛上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什么是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和三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象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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