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辛（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级研究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地时间4月2日宣布向贸易伙伴征收所谓的“对等关税”，其“向全世界征税”的计划终于落实。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此外，将对与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征收不同的、更高的“对等关税”。其中，中国、印度、韩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面临高达20%-46%不等的新一轮惩罚性关税。

面对此种情形，中国必须以开放市场抵御特朗普的关税，即：以开放国内市场为基础，与相关国家合作形成事实上的关税与经济合作同盟，吸引更多外资来华，从而抵消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计划带来的不利影响。

特朗普“对等关税”对中国是机会

首先，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对中国来说是机会。这是因为，美国的“对等关税”是突出中国市场对全球重要意义的良机。客观来看，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的魅力之一，考虑到这一基本事实，就完全有理由对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换一种思维了。

就特朗普来说，他此番实行“对等关税”政策的依据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以低关税的形式向世界贡献其庞大且购买力强盛的国内市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其他国家经济因此实现了繁荣并积累了大量财富，而美国的经济却凋零了，尤其是现代制造业。这就是特朗普一再强调的“世界剥削美国”理论的依据。而现在特朗普要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发展美国自己，当然要充分利用关税这个工具，一来限制他国相关产业产品进入美国以保护本国产业，同时从国外收取资金以发展、壮大本国的现代制造业。非如此，不能解决美国就业和产业衰落等问题，更不能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

然而，中国也同样拥有巨大的市场，而且由于其人口基数的庞大，有能力购买外国产品的中产阶级数量同样十分巨大。现在，当特朗普以“对等关税”形式部分关闭国内市场，并借国内市场收取国外巨额资金以发展自己时，中国市场对全球的重要意义就凸显了，中国的潜在机遇就来了。

而且，除了关税和市场外，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也必然是获益者。因为特朗普确实很难绕开如下困境，即：如果特朗普向“全世界征税”的政策只针对中国，那他无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如果特朗普全面落实其“向全世界征税”的竞选承诺，那他必将成为世界公敌。届时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外交方面，中国都将面临巨大的机会，并会在相当程度上减轻特朗普对华高额关税给中国带来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到本月9号为止，当世界各国或世界主要经济体就此轮“对等关税”同美国的谈判不成功或不顺利时，中国一定会在国际社会大力运作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对美。

因此，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对中国既是挑战，更是巨大的机会。

开放市场是吸引外资的关键

将美国“对等关税”由问题转化为机遇的关键，是进一步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要有政策，更要以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这才是吸引外资的不二法宝。如此，才能真正吸引大量外资来华，并与之合作应对美国的“对等关税”计划。

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并发表讲话、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以及何立峰副总理在会见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Maros Sefcovic）时都明确表达了中国对外资进一步开放的意愿。

上周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资外企公布的新政策，本质上是三点，即：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保障在华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国民待遇；依法保护外企合法权益。而这三条是在华外企在中国所遇问题的根本，如果能够切实落实这三条，则不仅会有更多外资来华，更是展现了与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考虑到中国国内的巨大市场，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丁薛祥上月在博鳌论坛开幕式的讲话同样涉及扩大制度性开放，并涉及具体行业以及对在华外企的跟踪式服务。针对外资和外企，丁薛祥承诺：中国将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继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放试点，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他还承诺将认真研究和解决外企在要素获取、资质许可、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反映的问题。

几乎是与此同时，何立峰3月2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时强调：中国愿同欧盟一道，妥善处理双边经贸分歧，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而谢夫乔维奇则在社交平台X（前称推特）写道：欧中在解决双边和全球问题以及分歧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他还说：“我们需要切实重新平衡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何立峰的表态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欧盟发出的邀约，表达了共同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意愿。而欧盟的回答则是给予了积极回应。

上述讲话表达的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的立场和政策态势，在特朗普已经公布了“对等关税”计划的背景下，上述政策需要有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从而最大程度上抵消特朗普最新关税政策的冲击力，并尽快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力，继而将问题转化为机遇。同时，以特朗普“对等关税”为契机，加快推进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当前中国的重点合作地区应该放在东盟、日本、韩国以及欧盟。

笔者认为，只要中国以降低关税、保障外企的国民待遇和依法行政为切入点，真正解除目前外资在国内的投资和发展障碍，大力放开中国市场，中国便完全有能力与相关国家合作形成事实上的关税与经济合作联盟，相互合作，共同抵御、减轻美国“对等关税”所带来的冲击，并促进共同发展。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