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国学

《洛阳伽蓝记》内容提要

《洛阳伽蓝记》是记述北魏洛阳佛寺的地理著作，北魏杨炫之撰，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伽蓝”即梵语“僧伽蓝摩”之略称，意为“众园”或“僧院”，乃佛寺之统称。杨炫之，生卒不详，北平人，博学多才，以文章传家，与佛界人士多往还，亲睹洛阳佛寺兴衰，感慨系之，乃撰此记。

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馀处。其体例为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尒朱荣之乱，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深受历代史学家的重视。其文笔散中带骈，“秾丽秀逸，烦而不厌”，风格与《世说新语》相类，亦是上品文章。如写永宁寺的佛塔，仅用“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馀里”等语，其巍峨庄严之状便历历在目。更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陈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情节虽不复杂，但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能力。

北魏之际，佛教盛行，寺塔林立，僧尼遍布，杨炫之著此书之目的一为存史，二为劝诫资政，借古讽今，臧否人物。使今人得以流连忘返于青灯古佛之际，梦回洛阳古都，察其风俗，观其人物，增广逸闻，陶冶情致，世代兴废，繁华不过一瞬，幸赖才人之笔，斯时可存，敢不趋而读之?

此书版本以明嘉靖如隐堂本最善，另有《四部备要》本、《汉魏丛书》本、《学津讨原》本等，各有长短。校注本重要的有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商务印书馆，1930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等。

《洛阳伽蓝记》内容简介

《洛阳伽蓝记》作者杨炫之，生卒年具体不详，北朝时期北平(今河北满城)人，该书是记述北魏洛阳佛寺兴衰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作者杨炫之因撰该书而名世。

《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馀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该书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陈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洛阳伽蓝记》本书目录

序

卷一　城内

卷二　城东

卷三　城南

卷四　城西

卷五　城北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是谁？主要讲的是什么？

《洛阳伽蓝记》是东魏杨炫之撰写的散文体地理志著作，是一部城市地理专著。

在东魏武定五年，作者重游洛阳，追忆其北魏洛阳盛时洛阳城内外迦蓝也就是佛寺的兴隆景象，于是写成了这本书。

全书一共有5卷，以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卷记之，记载了80余所寺庙的方位、兴废。也记叙了宫廷变乱、诸王废立等孝文帝以后的一些历史史实。

这本书的内容包罗丰富，取材真实，其中许多资料可以补魏收的《魏书》和《北史》的缺失。

《洛阳迦蓝记》研究洛阳城以及佛教的重要史料，对研究北魏社会、经济、民俗风情、中外交流均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这本书的地理、历史、文学价值都非常高。

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 一、《伽蓝记》研究综述 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 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 “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 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 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 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 （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 《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历史论文 ）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 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重视，如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第二集，1915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宋云、惠生》（中华书局，1979）、法国沙畹（E。Chvannes）《宋云行纪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等均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四）《伽蓝记》的城建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价值研究 《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1948）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利用《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年）根据《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参照《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6期）结合《魏书》和《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此时的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等均是以《伽蓝记》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 （五）《伽蓝记》的文学成就研究 《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裱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认为，杨街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街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整体组织上的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4期）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5期）对《伽蓝记》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工作，《伽蓝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伽蓝记》研究只有零散的单篇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上，有些论文还停留在概述和知识性介绍的水平，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伽蓝记》的研究状况与其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它的研究程度远不能与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专书研究相比，甚至与《水经注》相比，它的研究也显得冷落得多。展望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对《伽蓝记》的深入认识，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定会大放异彩，向世人展现其应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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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名著，在《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简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成书于东魏孝静帝时。

书中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伽蓝（佛寺），分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卷叙述，对寺院的缘起变迁、庙宇的建制规模及与之有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都记载详核。与郦道元《水经注》一同，历来被认为是北朝文学的双璧。

据书中自言，作者在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年－529年）曾官奉朝请，见帝都洛邑极盛时。时隔二纪，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

洛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于此，直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尤其是孝文汉化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477－499）末，下至永熙（532－534），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一千三百余所。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师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516－534)）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

《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534年）后，杨炫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至于缀拾旧闻掌故，详述京城地理，正《魏书》之曲笔，补史志之阙失，于历史地理研究亦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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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荐几本文心雕龙的注本？

我所知的几个版本，并没有比较着读过，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在此推荐三个版本：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有评家说，范注是《雕龙》旧注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时代研究的开山鼻祖。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中的一本。人文社的这套书是比较值得依赖，还有人文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如戴明扬先生校注的《嵇康集校注》，陈伯君先生的《阮籍集校注》，都是很好的版本。

2.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

周先生治《雕龙》五十余年，这个版本同样不错。江苏教育出版社出有一套“周振甫译注别集”，包括《周易》、《文心雕龙》、《诗品》、《洛阳伽蓝记》、《李商隐诗选》等几部经典典籍的翻译，其中的《洛阳伽蓝记译注》似乎遭到了强烈批评，疑为后人添改，可以不必参考。中华书局出有杨勇先生的《洛阳伽蓝记校笺》，此版本不错。

3.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

陆侃如先生专治中古文学，这个译本值得依赖。齐鲁书社精装本，定价18元，我在网上以9元购得。

说到《文心雕龙》，我想提一下近来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名叫《刘子》，关于这本书的作者，历史上竟出现过七种观点，有五种说法已被排除，最后集中于写出《文心雕龙》的刘勰和北齐的刘昼，两种观念均有多人持有，且皆言之确确，令人莫衷一是，想来倒是很有意思。对于古籍版本不熟的情况，我的经验是，我们就选好的出版社，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人民文学等这些老牌大社的版本，一般是值得依赖的。

哈哈，鱼哥专读古书，小弟在此卖弄，实在是鲁班门前弄大斧了，见笑见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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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校笺》（（北魏）杨炫之　/杨勇 校笺）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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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洛阳伽蓝记校笺

作者：（北魏）杨炫之　/杨勇 校笺

豆瓣评分：9.0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年份：号码：400-966-8255（家电维修号码分享）

页数：273

内容简介：

杨炫之所著《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典籍，内容虽以记载洛阳的佛寺为主，且以此为书题，但实际上包括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等许多记载。对我们理解北魏时期洛阳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筑和历史的古迹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加之杨炫之叙事简括，文笔优 美，又使之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洛阳伽蓝记》原有正文子注之别，但自赵宋以后，文注便混为一色，读者苦之。后虽屡有学者为之分别注解，但终因不谙此书体例所自，不能恢复本来面目。香港中文大学杨勇先生，专治中古文学，于此功力颇深，穷多年心力，朝夕批阅，为此书校笺，不仅使正文子注分别了然，且注解整齐，校对详密，是近世研究《洛阳伽蓝记》的一部力作。

作者简介：

杨炫之（学界尚有阳炫之、羊炫之等说法，尚待争议），关于他的具体生卒年，尚未有统一说法。元魏北平（河北满城）人。曾任奉朝请、期城郡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于547年（东魏武定五年）经北魏旧都洛阳，时在丧乱之后，贵族王公耗费巨资所建佛寺，已大半被毁，因作《洛阳伽蓝记》，记述佛寺园林的盛衰兴废，兼及北魏都洛阳期间政治及民俗等多方面情况，于当时豪门贵族、僧侣地主的豪奢极欲淫佚，寓有评讥之意。文笔秾丽秀逸，骈中有散，颇具特色，而且具有史料价值。伽蓝：即梵文“僧伽蓝”略语。佛寺的意思。北魏的统治者好佛寺，王侯贵族，豪强竞相营造佛寺，一则为奉迎帝王世家，二则也是昭显自己的富贵。作者激烈反对佛教，深感洛阳的盛衰，作此文以展示自己的排佛之意。